也正基于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至关重要。
因此，只注重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已经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只有双管齐下，并重监管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银行业的整体风险。1997年，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国也建立了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成为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采取统一监管模式的先锋。
因此，西方各国正致力于加强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然而，网络及电子化交易和结算数量大速度快，如果出现交易与结算错误，瞬时可以造成巨大损失，而且难以挽回和纠正。其三，金融危机的广泛性、多变性与复杂性，延伸和扩展了金融监管的时空距离，金融监管的传导机制更加复杂，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金融市场更易动荡，由此使金融监管在体制的确立、机制的健全、方式的选择、手段的运用等方面都面临更高的要求与更大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根据金融监管的特性，立足于优化我国金融监管，系统地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传导机制、处理措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计划，寻求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监管机制的漏洞并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有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金融风险同样可以通过国际传递，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在新的形势下，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监管目标、监管手段以及机构设置都面临新的挑战，如何顺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保持公正有效的监管体系是各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余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分配制度及其改革：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4期。
同时，IMF有义务同wTO合作，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2）通过合作安排，使本国货币同其他一国或多国的货币保持比价关系。参见前引33，Aky~z文，第6页。[20]See Edwin M．Truman，Overview on IMF Reform，in Edwin M．Truman(ed．)，Reforming the IMF for the 21st Century，Peterson Institute，2006，P．74．[21]根据《基金协定》的相关条款，IMF的表决方式包括简单多数通过、特别多数通过和一致通过三种方式， 特别多数又包括7O％特别多数和85 特别多数两种。
为此目的，成员国负有如下四项义务：（1）努力以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来达到促进有秩序的经济增长这一目标，既有合理的价格稳定，又适当照顾自身的境况。[8]换言之，IMF已成为新兴市场危机贷款人和管理人，其主要职能已经从起初的通过多边汇率安排、资本流动控制和经常项目融资促进全球增长和稳定，转变为管理和解决新兴市场中因资本流动和汇率过度失稳而导致的资本项目危机。
实际上，资本流动，尤其是私人资本流动，早已取代经常项目收支成为货币金融稳定的最大隐患。首先，结构性调整涉及农业、工业、贸易、投资、技术、金融、劳工市场和公共部门等政策领域内的广泛行动，需要来自研究和实践的专门知识以及关于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大量信息，而IMF的现有机构能力并不具备作为多边开发银行特质的此种条件。该条款规定，当某种货币发生普遍短缺，以致对该货币的需求明显严重威胁到IMF的供给能力时， IMF可以正式宣布其为短缺货币，报告短缺原因并提出解决建议，同时授权其他成员国临时限制短缺货币的自由兑换。2O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主要包括墨西哥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和IMF在其中不尽人意的表现，促使人们反思既有国际货币体制的局限。
Globa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W ．W．Norton Company，2002，P．232．[14]根据《基金协定》第4条第3款第2项，成员国应当提供监督所需信息，并在IMF提出要求时就其汇率政策问题同前者进行磋商。这使得IMF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帮助稳定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俱乐部 [46]冷战结束后，IMF的成员覆盖范围虽然大为扩展，但其深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控制和影响的现实却并未得到实质改变。在2009年伊斯坦布尔年会上，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一卡恩在致辞中说道：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其后，随着紧张局势发展为冷战，已经加入IMF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古巴等国相继退出，在苏联或中国影响范围内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也完全置身于外。
而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则要求，只有当IMF认定一个成员国是为了造成以汇率低估形式出现的根本性汇率失调而实施这些政策，并且造成这种失调的目的在于扩大净出口时，该成员国才能被认为是为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汇率。事实上，在每次危机之后，国际货币体制的缺陷及其改革都会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讨论的主题。
换言之，对于成员国而言不再有必须接受的统一的汇率形成方式。[3]中国政府和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关注点同上述发展中国家基本立场较为接近，侧重于IMF 作为一个多边国际组织，在代表性、公平性和民主性方面的不足，主张以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为突破口对其加以改革，[4]并在此基础上调整IMF的相关职能，具体建议包括修改份额计算方法和表决制度、调整贷款条件、实现资金来源与行政和决策过程分离、增强决策透明度、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职能、确立更好的国际标准等。
如果说上述转变尚可解释为IMF形格势禁之下的合理转型，那么IMF目前在发展领域的频繁介入，则更多地是误人歧途。论者认为这一体系是对称、稳定和可持续的：外围国家有贸易顺差，美国有贸易逆差。如该成员国在其后的合理期间内未能改正，IMF经70 以上投票权通过，可以中止该成员国的投票权。[30]See Dooley，Folkerts-Landau＆ Garber，Bretton TWoods II Still Defin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摘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制渊源于大国之间的政治妥协，在约束性和执行力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份额公式是静态的，而各国经济的发展却是动态的。
条件性是IMF贷款的标志性特征，它是指IMF的资金援助不是无条件和自动给予的，成员国在向IMF借款时必须按照IMF的要求对其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以解决那些导致其寻求资金援助的问题。2006年5月，第9届1O+3 财长会议对清迈倡议的主要原则进行了修订，明确各国在启动双边货币互换过程中执行集体决策机制，从而将清迈倡议从双边机制向多边机制转型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自20世纪8O年代以来，IMF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与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鼓吹金融自由化，就是一个突出例证。See George P．Shultz，Mergethe IMF and World Bank，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January／February，pp．14—16(1998)．类似主张还可见Lindley H．Clark Jr．，Les Merge the World Bank 口 d thP IMF，Wall Street Journal，Jan．4，1990。
Hal S．Stott Philip A．Wellons，International Finance：Transac— tions，Policy and Regulation，8th ed．，Foundation Press，2001，P． 1 295．[48]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中文版序。对于汇率争端，IMF不仅缺乏明晰的判断标准，也没有正式的处理机制和相应的执行保证。
尽管这些政策在应对拉美债务危机中起到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有其适用的特定条件和局限，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意味着要有一个全球中央银行（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也不管是由IMF还是现有或新设的其他机构担任），意味着成员国必须让渡一部分货币主权给这个全球央行，还意味着各国必须在货币政策方面进行远比现在更为紧密的整合和协调。（2）明确了汇率操纵 的概念，特别是将其同根本性汇率失调 这一概念联系起来。最后，也是本文所最为关注的，IMF在发展领域的过多介入会占用和转移其有限的资源，从而影响其通过政策监督和危机管理来促进全球货币、金融和经济稳定的核心职能。
根据《基金协定》第4条第3款，IMF应当监督成员国履行第4条第1款下的义务，并在必要时同后者进行磋商。一旦将特定汇率和外汇安排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IMF在这些事项上可以类似于专家证人或法庭之友 的身份提供专业意见，作为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最主要和最具说服力的裁判依据。
该决定进而对操纵汇率 和不公平竞争优势进行了解释。在G20匹兹堡峰会上，各国同意对IMF治理结构进行深人改革。
但同样，这种做法只是诉诸成员国之间的舆论监督和政治压力，不具法律约束力。对于中国而言，IMF及其所代表的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其中，具有实质意义的是第3项义务，即不得操纵汇率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或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既包括一国国际收支的稳定，也包括该国国际收支状况对其他国家国际收支稳定的影响，亦即外溢效果。随着美国由顺差国变为逆差国， 美元荒让位于美元灾，这一条款失去了其初始意义。为此目的，IMF应当严密监督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并制定具体原则，在汇率政策上对所有成员国进行指导 这是一种妥协，既是对IMF失去货币平价守护职能的弥补，也可以视为各国为获得汇率浮动自由所付出的对价。
（4）规定了双边监督的形式，强调监督的合作性，对话与劝说的重要性，以及保持坦诚和公平的必要性。同样地，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那么欧盟国家总共拥有3O 左右的投票权，远远超过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
目前，以东盟和中日韩10+3 机制为核心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也正在积极开展。另一个可能的约束机制是《基金协定》第7条第2、3款，即所谓短缺货币 条款。
[15]See IMF，Factsheet：IMF C0n ￡幻 口zi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conditio．htm．[16]事实上，IMF条件性的发展深受其主要成员国政治经济条件和利益变化情况的影响。IMF将评估上述政策是否有利于外部稳定，并就实现此目标所需的政策调整向成员国提出建议。